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新中国来自党带领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
记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的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请您谈谈中国人是如何“站立起来”的。
李君如：新中国是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奋斗和牺牲换来的。
历史的教训，永远不能忘怀。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实行的政制是共和制。共和制与君主制是对立面。共和政治的概念源于西方。共和的英文是republic。在共和制思想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日本人在19世纪把republic翻译成汉字“共和”。因为在《史记·周本纪》中，讲到从周厉王失政到周宣王执政，西周在这个时期历经了没有周王，而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的14年，其年号为“共和”。日本人认为这种制度和西方的republic比较接近，因此把republic翻译成汉字“共和”。在中国，共和制始于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实行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刚使国人兴奋起来，政权就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又陷入了连年内战和动乱之中。人们曾经以为可以救亡、并能够使中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措施，经过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人们的困惑进一步加深了。同盟会元老蔡济民愤慨地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其主要经验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要靠革命，而不是靠改良。毛泽东说过：“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同时也告诉我们，君主专制统治不是中国的出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不是中国的出路。唯有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因此，讲人民共和国从哪里走来，不能不讲辛亥革命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在国共合作下组建的北伐军，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旗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但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遭到建党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党员由近6万人减少到1万人，党领导的革命工会、农会被封闭、解散，200余万工会会员和1000余万农会会员大部散失。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了枪杆子。1927年8月1日，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紧接着，中共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新形势下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重要思想。从此，党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依靠人民战争推翻了旧中国。
由于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发生的，而不是在一个具有议会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发生的，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极其残暴，总是用手里的刀枪屠杀人民。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经历了血和火的严峻考验，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而且在这条独特的道路中包含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的深刻思想。这条在当年被称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三是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走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1927年11月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5月建立了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此前的1928年1月，还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为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规范性的文件，推动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特别是，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与国民党政府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现在我们的人民政权及其各大主要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制币厂等，都可以追溯到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才终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民心向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晴雨表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对此您怎么理解？
李君如：新中国之所以能够诞生，之所以能够巩固，之所以能够完善和发展，都是顺应和顺从了民心民意。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时，始终重视“民心向背”这一基本问题。
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民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标志，是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成熟了。这个条件，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向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分析过“政治方面，人心变动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说，这个问题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心向背问题，是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取缔民主党派活动、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出现的社会动向。在“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人心向背问题有利于我们，并不等于我们就能够夺取政权。他说，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他明确提出，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因此，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第一条就是要得民心。
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心向背”作为执政的晴雨表，根据民心变动情况决定党的政策和策略。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与此同时，他注意到：“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应该讲，毛泽东能够作出这样实事求是的冷静分析，是十分令人钦佩的。毛泽东在会上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强调“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提出了任务，又把握了民心之所向。这样，就有了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正是有了这样的方针政策，我们不仅顺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国民经济，而且创造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利条件。
三是，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党正确地顺应了民心之所向；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我们党正确地把握了民心之所向。我们经常说：民心不可侮，民心不可违。天安门广场就是见证人。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四五运动”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抗议，同时也喊出了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心声。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反映的就是民心民意；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也是顺应了民心所向。同样也是在天安门广场，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游行队伍中，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北京大学的学生突然打出一幅横幅，上面写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小平您好”。这四个朴素的字，反映的就是人民群众拥护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深厚情感。有了这样的民心基础，我们才有了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众基础。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是顺应了民心民意。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后，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一句话就拨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这句话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为什么能够拨动全国人民的心弦？因为这句话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民心。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握这样的民心之所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八个字：顺应民心，顺从民意。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记者：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是人民民主的中国。您怎么理解“人民民主”？
李君如：众所周知，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谈到中国如何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周期率时，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努力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解放区土地改革时，曾经出现过一个口号，叫做“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毛泽东明确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尽管毛泽东这些话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前夕讲的，但其基本精神即“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遵循。
西方有些人曾经歪曲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污蔑我们政权是依靠枪杆子支撑的极权制度。他们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中不仅拿着枪杆子，还用这个枪杆子屠杀人民。我在国外的一次演讲中曾经回答过这一问题：“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话确实是我们说过的，时间是1927年8月7日。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因为之前，1927年4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这件事情迫使共产党人在那年8月1日拿起了枪杆子，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也就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严酷的形势迫使我们做出的决定，并非共产党人迷恋暴力。事实上，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也就是说，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才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真实路径。
事实就是这样，1948年4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发表的“五一口号”中，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由民主统一战线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把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化为有组织、有章程、有制度的统一战线；然后，决定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条件下，由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种民主，在民主政治的分类中属于“协商民主”。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在“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中，还包括了通过协商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经验概括为“民主建政，协商建国”。
这一历史过程所体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建政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依靠和发挥我们在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把非制度化的统一战线转化为制度化的统一战线，即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把制度化的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的政权组织，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权。
记者：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您认为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有哪些？
李君如：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重视民主，而且有自己的创造。世界上许多人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民主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民主形式，一是选举民主，二是协商民主。人民民主的这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在依法治国中发挥了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作用，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和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两次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里说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选举民主”；这里说的“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人民不只是在投票时才有民主权利，投票后还可以在决策之前之中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相结合，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协商民主，指的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种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协商民主的特点及其来源所作出的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深刻最明确的概括。
一切功劳归于人民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功劳归于人民”。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是什么？
李君如：回顾历史，新中国是在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人民的共同推进中建立的。同样，改革开放也是在人民的开拓创新中发展起来的。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最深切感受，就是它使得“站起来”的中国人迎来了“富起来”的今天，开始了走向“强起来”的明天。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这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还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一步步成为“经济大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在和平崛起中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了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又成功实现了对英国和法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四；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对德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三；接着是201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又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部中国“超越史”，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史，或者说，就是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国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就是“站起来”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富起来”的历史。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推进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进程。比如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来自人民群众在拨乱反正中对历史经验的深入思考。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了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就说过，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改革开放中很多事是群众发明的。同样，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重大对外开放举措，都来自地方和基层的呼声、建议。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实现形式。比如像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农民在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中创造的。基层的协商民主也是人民群众自己探索出来的。特别是，中国的法治建设包括司法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一切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放眼今天的中国，主要农产品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全世界500种工业产品中，中国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糖产量位居第一位，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新科技革命中，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新药创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世界瞩目的成就成批涌现；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凡此种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每一个进步，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勇敢创新。
记者：如何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李君如：我们治理国家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最初是对文化工作特别是创作导向的要求，比如十八大就说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十八届五中全会把这一思想拓展为推动整个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立了起来。这样，“以人民为中心”就不再是某一个领域工作的原则，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各个方面和全过程都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观念上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工作上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价值导向上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核心思想。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时，第一条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二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两条的关系是什么？
李君如：这两条基本方略必须同时并重而不能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越是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当年在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时，特别强调要注意我们党的干部队伍问题，指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大亏的。”因此，在今天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时，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更加自觉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的思想贯彻始终而不走样。
（《中国领导科学》记者 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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