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辨析、理性传承中华传统思想
研究中华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发掘和梳理，在全面考察与总结中华思想的过程中，深度辨析传统思想的精华和糟粕，准确认知和把握传统思想的内核与实质，更好地理解、吸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精华。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华思想遗产。在对待历史遗产和中华传统思想的问题上，决不能割断历史、割断思想，决不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既不能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照搬照抄西方思想，也不能像文化复古论者那样不加分析地盲目接受传统思想，而是要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结合时代发展要求，既要回首过去、追溯历史，又要超越陈规、创新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曾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在继承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就是说，只有坚持从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这两个角度去观察和审视中华传统思想，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优秀成果，弘扬其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为我所用、为今所用、为将来所用，实现历史思想、当代实践和未来发展的有效贯通。
认真辨析中华思想的精华和糟粕。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对所有思想资料进行汇总，而是要在全面集成的基础上，对传统思想的优秀内容和糟粕成分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辨析，精华内容和合理内核加以保留、传承和弘扬，糟粕部分加以剔除和批判，避免其对当代中华思想造成冲击和侵害。吸收思想精华，剔除思想糟粕，关键在于树立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正确标准。毛泽东同志曾以“民主的、革命的”来界定传统思想的精华，用“封建性的”来指称糟粕性的内容。在当今时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试金石，确定辨析和取舍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要看传统思想中的内容，是维护人民利益还是反对人民利益，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妨碍生产力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还是阻碍历史进步，是具有长期的历史传承性还是仅仅存在于短暂的历史阶段内，是能够被当代人们吸收借鉴并服务于当今时代发展还是不利于当今时代发展，是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是仅仅停留在历史当中而不能实现现代转化。凡属前者的应当是加以传承和弘扬的精华性的内容，凡属后者则是过时的或糟粕性的内容。基于这样的思考，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发掘传统思想的精华，剔除传统思想的糟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充分揭示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唯物论传统、辩证法因素与人民性思想。中华传统思想中具有悠久的唯物论传统。殷周时代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论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王充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张载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王夫之认为，“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这些都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朴素辩证法思想在中华传统思想中也十分丰富。《周易》“一阴一阳”、二气交感的宇宙论哲学，塑造了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经典命题；讲究对立统一与运动变化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中普遍存在，不仅是存在于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也大量存在于唯心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中，甚至遍及于普通人的生活观念中。中华传统思想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民性思想，例如“以人为本”“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深入挖掘和整理这些传统思想中的优秀资源，不但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宣传教育，也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思想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仔细辨析和澄清长期或者特定时期内被误解的优秀思想资源。一种深刻复杂的思想在流传过程中被教条化、简单化的情况屡见不鲜。中华古代思想家讲究以身立言、言传身教，有些思想家只留下了一些对话记录、思想片段，这也给后人理解他们的思想带来了一些困难，往往只能通过其日常书信、语录等来发掘其思想。例如，儒家经典《论语》、朱熹的《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等就是如此。由此，思想的转述、传播与理解，也就更加困难。近现代以来，随着时代巨变，学术研究范式与概念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学者机械地以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标准、概念去表述古代的思想观念，有许多思想往往被简单化和碎片化，有的则被长期误读、误用或歪曲。我们要通过全面展示传统思想，正本清源，对种种误解甚至歪曲进行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辨析与澄清。
再现和发扬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排斥的、有进步性的思想。思想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得到高扬和维护，而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但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思想则往往被排斥、打压甚至销毁。例如，墨翟的《墨子》、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等较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具有战斗精神的思想论著，曾经长期受到过冷落；晚明思想家李贽的反专制思想和著作曾经遭到压制和摧残；一些来自民间的作品长期被作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内容而遭到鄙弃；清代文字狱更是直接禁毁了大量为统治阶级所忌惮的、富有革命性和进步意义的思想与著述。对于这些因统治阶级打压而影响受限的思想和著作，我们要按照“人民思想史”的基本立场予以重视、还原和再现。
剔除传统思想中的糟粕性内容，特别是对今天社会发展具有极大危害的内容。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封建专制时代的某些糟粕性思想影响深远，在当代中国依然根柢犹存、时常作祟。例如，专制作风、等级特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大量存在，干扰社会秩序，破坏社会风气。习近平就讲道：“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这些就是现实版的封建思想糟粕。从思想史的角度充分认清和清理这些思想糟粕产生形成的历史根源、阶级背景与严重危害，有助于消除其现实危害，促进社会道德和党风政风的改善。
总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优秀思想，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思想血脉，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我们要立足新时代，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充分吸收和弘扬这些优秀传统思想。
二、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深刻的优秀传统思想
习近平曾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历史悠久，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思想遗产，有大量探索宇宙自然和人生社会的深刻智慧，蕴藏着当代治国理政和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在这里我们仅从大同社会理想、民族团结意识、爱国主义精神、道德伦理思想、个人修养学说等几个方面做一些概述。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礼记·礼运篇》描绘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种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大同社会理想，浸润在中国思想的底蕴当中，不仅成为知识精英的思想价值追求，甚至成为社会大众对现实社会的判断标准，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理想牵引力量。直到近现代，这种社会理想仍然焕发着新的生命活力，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太平世”、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其近代发展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规划未来社会理想时也吸收了大同社会理想的思想因子，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把共产主义、阶级消灭与世界大同联系在一起：“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中发掘了与共产主义理想相关的思想基因，揭示了大同社会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某种相通性，并且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改造提升。当然，他也明确指出了大同社会的缺陷，它缺乏理论上的科学性、有效的力量支撑和现实的实现路径，因而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实践才能实现科学的大同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
各民族融合团结的中华民族意识。民族思想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能够融入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形成思想和行为上的自觉和默契，构成民族认同的思想之根。以此为根据，民族国家内部培育和发展着丰富多彩的思想形态，形成一体多样的思想共同体。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强调各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基本特点，是一个由各民族汇聚成的大家庭，是中国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自然结果。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随着不断进行的迁徙、散居、通婚等各种形式的交流，血缘逐渐融合，大多数民族都是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单元。此后，在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以及清代前期等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多次民族大融合。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始终是一个永恒主题，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知识体系、思维方式等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汇聚成多姿多彩、内容丰富的中华民族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维系力量，民族认同的核心。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把各民族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这就是各民族团结统一和共同发展的中华民族意识，它所形成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更加牢固。
维护国家统一和尊严的爱国主义思想。周朝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创制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以各分封诸侯管理地方的政治体制，天下共主统一管理，分封诸侯维护天子，形成了天下统一的局面。经过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在政治制度上强化了国家的统一。汉承秦制，进一步加强统一的中央政权，“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得到系统化在政治实践上贯彻，文化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把“大一统”政治理念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加以巩固。从那时起，中国历史虽然历经朝代更迭，呈现分分合合的发展轨迹，但总体上是以统一为大方向，反对和抵制分裂、渴望和维护统一是大趋势，“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深层精神追求和内在价值尺度。近代以后，在列强侵略和封建制度没落的双重夹击下，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失去独立，民族失去尊严，人民失去幸福，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面对苦难，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而奋起抗争，谱写下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历史上不仅留下了苏武、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捍卫国家尊严、维护民族统一的精神标识，而且凝结了“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思想表达。
注重人伦的优秀道德思想。道德伦理学说是中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古代思想逐步实现从重神到重人的转变，由此带来了对人际关系及道德伦理的重视，推动了道德观念的升华。随着伦理道德逐渐变成世俗化的普遍的社会政治规范，“德”的地位日益凸显。人们对道德的价值功能进行了讨论，并将伦理作为指导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则之一。儒家对道德规范的认识价值和行为操作价值作了充分论证，赋予每一项道德规范以具体的政治功能，主张以道德原则规划社会政治，约束政治行为。秦汉以后，伦理学、哲学与政治学混合在一起的儒家学说居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深刻影响了中华思想的走向。此后历代学者均将思考的重心放在道德伦理方面，形成并发展了丰富的道德伦理思想。 在这个思想体系中，以仁、德为核心，“天下为公”“以德配天”“为政以德”“修齐治平”成为理想的政治准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受到推崇并成为规范行为准则。思想家和经典著作对伦理道德进行了多方面阐述，孟子言五伦、论四端；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儒倡导“三纲五常”之说；《中庸》提倡知、仁、勇，《大学》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这些丰富的道德伦理学说，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依然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积极向上的人生修养学说。中华先哲从先秦时期起便关注现实人生，提出了丰富的关于人生哲学及人生观学说。强调个人责任，注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倡导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倡导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历代思想家都留下了关于人生理想的重要论述。孔子提倡“朝闻道，夕死可矣”，践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实现理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孟子提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表达了勇于担当重任的使命意识，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墨子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韩非子主张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灭亡之害”。屈原主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荀子主张“驽马十驾”，“锲而不舍”，坚忍不拔。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安石主张变法革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等。这些积极向上的人生学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当然，中华古代思想注重现实人生，但并不局限于现实人生，而是追求“内在的超越”，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升华现实人生，关于道德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的许多见解，都凝结着深邃的智慧和不倦的人生追求，是当今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品格，是构筑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维系团结合作以及延续发展的精神追求。这些优秀传统思想已经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精神深处，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滋养。不论走多远，我们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我们的思想说到底脱胎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我们的实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影响。
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长期社会实践和文化差异融合的结晶
全面梳理中华优秀思想，是一种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的思想自觉，这种自觉尤其要体现在对中华优秀思想发生发展规律的揭示。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一方面立足于长期的社会实践、生产生活、阶级斗争，不断把实践经验进行思想理论的提升，形成思想概括；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开阔胸襟不断吸收外来思想的各种优秀因素，在差异融合的基础上不断推动自身的创新发展，造就了绵延五千年而未曾中断的思想长河。深入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发生发展的这种内在逻辑和鲜明特点，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中华思想是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思想结晶。思想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华思想就是在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丰富。远古时代，中华先祖的生产实践水平低下，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生活状态，形成了原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形成了原始公有集体观念。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逐步形成了私有制生产关系，“私”“家”“国”等观念开始产生。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礼”作为标示等级秩序的典型文化形态成为维护奴隶制社会的统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关系急剧变化，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思想领域出现了“礼崩乐坏”局面，代表不同阶级的思想观念迅速发展，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百家争鸣局面，产生了一大批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留下了一大批经久不衰的思想文化经典，以及“仁、义、诚、信、道、术、势、法、名、实”等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及其长期存在，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活的变化，“大一统”的观念产生并不断发展，纲常伦理化的儒学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进入近代，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呈现新的特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中华思想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型，内部的文化复兴开始兴起，外来各种新思想相继涌入。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中华优秀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新思想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不仅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且推动中华思想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思想一开始就是在多种思想的差异融合中形成的。中华思想从来就是“多元一体”的，是由多种思想不断融合而成的，思想资源多样性及其在差异融合中创新发展，是中华思想发展的典型特征。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多处文明中心，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华夏族与其他部族杂居共处，频繁的各种交往使得各种思想文化因素相互影响与融合，孕育出兼容并蓄中华文明。夏代，东夷是当时华夏族的主要对手，与东夷的战争几乎贯穿夏朝始终。后来兴起的商本身即出于东夷，灭夏之后的东夷文化与夏文化大规模融合，东夷也融入华夏族。周兴起于西戎地区，本属华夏旧部，但长期与西戎共处而大量吸收西戎文化元素。周公在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制礼作乐，于是中华思想在西周时期初步成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征伐不断，战争与混乱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但也推动了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原文化、东方文化、南方文化、北方的燕赵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等相互交流、激荡、启发，形成了儒、墨、道、法等思想流派，先后涌现出老子、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孔子可以说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本身是殷商后裔，对夏文化曾做过专门考察，又最为赞赏周文化，通过综合、融汇与改造这些思想文化，创立了儒家思想，在历史演变中逐步成为中华思想的主流和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南方楚文化具有想象丰富、浪漫自由的理想主义色彩，与中原文化质朴厚重的思想特色有明显不同。老子与庄子都生于楚文化地带，其创立的道家思想则明显具有楚文化的特色，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融汇的产物。同时，楚地的民歌形式经屈原改造为“楚辞”，对秦汉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与《诗经》共同成为中国古代诗词文化的源头。
中华思想也是在不断同外来思想的交流融合中创造发展的。先秦时期，中华思想只是在本土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融合。随着历史发展，中华思想对外来思想的吸纳与融合成为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逻辑。中国化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佛教是一种与中华思想不同的外来文化。两汉之交，中国人开始接触佛教思想时，并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奥义。魏晋时期，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基本上局限于同道家思想进行比附，以“黄老”与“浮屠”并称，以“道”与“无”理解佛教的“般若”“空”等，将佛教当成是与道家思想类似的思想体系。这种初期的“格义”阶段至东晋末期随着佛教经典翻译的盛行才逐渐结束。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之后，佛典的翻译日益规模化，在概念的使用和意义的理解上逐渐摆脱对道家思想的依赖，以独有的语词系统阐释和表述佛教思想，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不断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解脱思想与来世思想在北方与南方都得到了广泛传播，深受士大夫阶层与知识分子的推崇，对魏晋玄学的兴起产生了推动。佛教被中国人理解的过程也正是佛教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自然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教义与政治地位上，佛教曾长期与道教进行过激烈较量，在“不敬王者”“不孝父母”等问题上与儒家思想有过直接冲突，更曾因僧伽制度与寺庙经济问题而遭受过“三武一宗”之厄。尽管如此，经过数百年的磨合，佛教中国化在隋唐时期终于结出了硕果，出现了三论宗、净土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众多中国佛教宗派。在儒、道等本土思想的哺育下，中国佛教思想已经实现理论上的独立，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印度佛教。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没落，佛教中心转移到中国，并从中国不断向朝鲜、日本等东亚各国传播。隋唐佛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并称的思想高峰。宋代以后，中国化佛教思想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影响到哲学、政治、文艺以及日常习俗等各个方面。宋明时期，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为代表的“新儒学”兴起。新儒学思想家们虽然往往都以“辟佛”自任，但理学本身正是儒学在广泛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理学对佛学的排斥，与其说是思想冲突，毋宁说是为保持自身身份的清晰与独立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明清之后，儒释道“三教合一”日益被人们接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已经浑然一体而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思想的主体内容。除了对佛教思想的吸收融合，中华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大量吸收融合了其他各种外来的思想因素。例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也陆续传入中国，并不断被中华思想所吸收。再如，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科技思想、文艺思想等，也伴随着“西学东渐”而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清末民初，来自西方的启蒙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进化论思想等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给中华传统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开放的特点，中华思想才得以不断将外来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吸收它们的优秀内容以丰富和发展自身。
四、在创造性结合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在差异融合中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鲜明特征，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借鉴。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深度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要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思想资源、文化基因、发展经验和历史借鉴，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难以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传统思想产生于农业文明，是一种以儒家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存在。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孟子、荀子、董仲舒等思想家的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长期在中国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成功地把社会习惯、国民性格和意识形态融为一体，既成为广大民众自发接受和身体力行的行为道德规范和文化认同体系，又是统治者自觉运用的社会控制工具，对于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和教化，对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在西方工业化的狂飙突进和列强的入侵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技术上的长处。洋务派人士认为，要实现富国强兵，就要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学习西方的机械制造和科学技术。维新派认为，要救亡图存，就要学习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在中国实行变法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要拯救民族危亡就要学习西方的共和政体，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那样：“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没有根本改变。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和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主张用西方思想全盘改造中国传统。然而，思想传统终归不是一种可以随意舍弃的外衣，它总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与行为方式，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坚持本民族思想传统与学习外来思想的关系，就无法实现国家民族的繁荣强盛和中华思想的创新。
中华优秀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相容相通之处是二者结合的前提条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艰辛的比较鉴别和实践检验之后，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踏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征程，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
马克思主义是由西方传入的，但其适用的范围并不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关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阐明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指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本身的性质，指明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即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和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得到中华民族的认同，得以中国化并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一部分，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外，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许多相容和相通之处，这些相容与相通之处构成了二者结合的条件。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实事求是传统等，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共产主义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等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和发展，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的这些内容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行创造性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创新成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小康社会、自我革命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标识性概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凝练和提升。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创造性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就特别强调要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历史遗产，并用马克思主义给以批判性的总结。1943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自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土壤之中，指导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华思想发展的新形态，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形态，也是中华思想的创新形态。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华思想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活的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和实践要求，深入研究并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的丰富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杰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思想的最新内容，提供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而这也需要进一步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思想滋养。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研究中华优秀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辨析中华传统思想的精华与糟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精华，厚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滋养，发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的思想基因，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凝聚中华儿女发展进步的思想共识，增强当代中国的思想自觉、自主与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积极贡献，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思想元素和理论滋养。
（作者：金民卿，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
作者：金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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