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健康中国；发展模式；公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推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摆到重要地位和工作日程，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断，提出必须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树立“大健康”理念[1]。2017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再次明确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2]。因此，群众体育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焦点。
任海（2014）提出要将群众体育和社会的相关建设紧密联系，通过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达到以体促建，以社会建设促群众体育的双赢局面[3]。鲍明晓（2014）则认为群众体育发展需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效能来推动群众体育发展是必然选择[4]。刘国永（2015，2018）对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内涵进行界定，并对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提出思路和对策[5-6]。仇军（2016）认为构建以政府主导的基本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和以社会主导的群众体育社会服务体系，处理好群众体育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才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出路[7]。但是，对于群众体育发展模式的结构；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在模式当中到底各自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谁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主体；诸多问题上没有明确而完整的思路。
回顾历史，1952年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成为当时群众体育事业的思想基础和发展方向。在政府主导下，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体育运动的高潮。当时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工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共同参与，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群众体育发展模式。劳卫制、体育进工厂、体育下乡等运动推动了群众体育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原国家体委的工作方向主要面向学校体育，而后兼顾职工体育、城市体育及农村体育[8]；但就整体而言，政府工作焦点放在恢复、建设和发展竞技体育系统，对群众体育口号提得多、事务管得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旺盛了起来，政府着手系统推进群众体育，199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各地方均成立由政府主导的群众体育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提出群众体育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有群众体育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迫切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层面上对其进行改革完善。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收集整理了与“十九大报告，社会主要矛盾，群众体育”相关的政府文件，重点关注《十九大报告》《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在中国知网以“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模式”“全民健身”为关键词，设定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起止年限设定为2008—2018年，总计检索到相关文献1786篇，本研究参考文献26篇。同时，在互联网搜索引擎（www.baidu.com）搜索群众体育发展模式相关的新闻报道，统计截止日期为2018年9月23日。进而对群众体育发展模式的结构进行剖析，对未能明确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提出群众体育发展模式的新思路及结构模型，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在群众体育发展模式当中各自的作用、发展主体及性质。以期对我国群众体育的长效发展提供建议及切实有效的发展路径，对深入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当前群众体育发展模式的困境和挑战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群众体育发展模式体现出国家从整体到局部、从普遍到多样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整体思路，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传统[9]。在观念上，强调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突出政府主导性；在操作中，明确以政府为主要力量，建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承担基本体育公共服务；在行动上，要求各级政府以多种方式、形式、内容、投入群众体育发展。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群众体育发展模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取得巨大的成就。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近4亿人；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达89.6％；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到1.57m2；全民健身指导和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获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的超过170万人，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和救助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达到12万人；各省（区、市）每年接受体质测试人数平均在8万人以上[10]。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全面改革，共设置了19个群众比赛项目（含126个小项），直接参加海选和各种选拔的运动员已经超过千万人，进入全运会决赛的7712人；“六个身边”工程逐步实施；全国各地示范性的健身活动，推广性的体育活动逐年增加，民间性业余联赛、自发性群众健身活动也在蓬勃发展[11]。这些成就是市场和社会组织都不可能做到的。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也发生了转变[12]。大量研究证明，体育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体育发展同样如此。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都存在着不均衡状态，整体发展也不充分，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有着较多困境和挑战，与社会发展不适应、不匹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少对公民主体地位的关照和重视
坚持以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原有模式公民主体地位体现不充分。政府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的方式仍然追求同质化，更多是从政府的角度、从方便工作而不是方便公民的出发点考虑问题，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的差异性、复杂性、多变性、区域性特点。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实际工作中没有完全从公民实际需求去考虑问题，忽视深入细致的调研，公众需求信息掌握滞后，存在着追求形象工程的倾向。在最基层，没有形成与人民群众协商的治理体系，服务内容单一，甚至影响已经形成的市场化服务效率。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合作，认为群众体育就是体育部门的事情。很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体育场馆、健身广场、运动公园，因为缺少针对性而不适合实际需要，形象突出、实用不足[13]。例如，位于东莞市的南城体育公园在投入使用仅10年的情况下，由于利用率低、维护成本高、周边配套薄弱等问题而面临改建。目前体育公园占地面积约8.2公顷，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由1个标准足球场、1个足球训练场、3个室外篮球场、1个室外排球场、1个室外网球场、1个休闲广场组成。如此投入使用仅十多年的体育场地就大规模改造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浪费财政资金，改造后将体育用地用来建星级酒店等商业项目是否挤占了老百姓享受公共休闲配套设施的空间等质疑一度引起全社会热议。
2.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能力下降与投入不均衡
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路后，我国开始了新一轮政府机构及编制调整工作[14]。政府工作人员数量进一步压缩，投入群众体育的政府人力资源随之减少。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城乡人口结构巨变。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专业公职人员数量压缩与需要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人员数量增加的矛盾。公民个体体育需要的质和量也在不断提高，也就造成政府提供体育公共服务能力的下降。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群众体育工作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群众体育事业的投入。各级政府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彩票公益金等财政资金，通过设立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支持群众健身消费[15]。依据政府购买服务总体要求和有关规定，制定政府购买群众体育公共服务的目录、办法及实施细则，加大对基层健身组织和健身赛事活动等的购买比重。完善中央转移支付方式，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群众体育的财政投入[16]。研究显示：从中央和地方投入群众体育的财政经费结构比例看，中央投入稳定在5％～9％，地方投入90％以上，中央财政投入比重偏低。地方经济水平及财政收入成为影响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直接因素。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折射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投入上[17]，成为群众体育投入不均衡的最直接原因。
3.社会组织发展的渠道不畅通
民政部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体育类社团2.6万个、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平均每3万人才拥有1个体育组织[18]。由此不难发现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数量偏少。
大部分正式登记的体育协会章程中治理体系不尽合理，排斥竞争，改革外部压力不够、内生动力不足。例如，在会员方面，部分协会只有单位会员而无个人会员，即使有个人会员也是选拔性的，只有极少数人有加入协会的机会。协会未能发挥群众性社会团体的作用，成为群众体育发展的主力军。在德国，体育类协会想尽一切办法吸纳会员，德国足球协会章程规定，从出生就可以加入协会，德国680余万足球会员囊括了刚出生的婴儿至耄耋老人。
我国非正式体育社会组织已经在群众体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一股巨大的新兴力量。这些团体的组成，既有基于运动兴趣、爱好，自发组成的以项目活动为内容的健身锻炼团体；又有基于地缘、业缘、人员，逐渐形成的以体育为媒介的熟人交往团体；还有自由职业者成立的带有一定经营性目的的群众体育团队。特别是互联网交互平台的迅猛发展为此类社会组织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径。但群众体育社会组织（团体），除少数以社区为区域的体育健身团队获得备案许可外，绝大多数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身份，更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和指导。由于其组织性质、发展方向、服务对象、活动区域还比较模糊，法律身份尚难界定，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发展空间和社会影响受到了限制，也限制了其为社会提供公益性体育技术服务的可能。
4. 市场发展不充分
我国的体育产业化起步较晚，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首次将体育正式列入第三产业，随之才引起关注。时至今日，我国体育市场逐步成熟，但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体育产业发展极为关注，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体育产业发展[19]。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5年中国体育产业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的0.7％。相比美国2013年约占当年GDP3％的4850亿美元和全球约占GDP2％的8000亿美元，不论产值还是占比显然处于较低平均水平[20]。体育产业结构分布与美国相比差异性较大，2013年我国体育服务业收入占体育产业收入18％，体育用品制造业占79％，同期美国体育服务业收入占57％，体育用品制造业占30％[21]。显然，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主体产业类发展严重不足。与群众体育直接相关联的体育健身休闲业，2013年在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中仅仅占9％，而人均体育消费约是美国的1／6[22]。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民经济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居民体育消费意识不足之外，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发展不充分，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服务群众体育需求的能力较差也是主要原因。
二、群众体育发展新模式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根据什么理念、采取怎样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的技术手段”来治理国家的一个综合体系，它是一国在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目标影响下，为其集体行动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23]。“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国家治理体系这套制度安排的执行表现，它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例如促进经济增长能力、保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国防能力等等。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我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新时代出发，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报告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形势，从推进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群众体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同样也要依照社会治理的要求构建其发展模式，因此，从群众体育发展模式的结构及思路上应进行相应调整。
1.政府职能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放管服”改革不断推向纵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4]。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务，如何管理群众体育活动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践中政府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目标方向明确且社会控制力强，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力量的活力。甚至忽略了公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健身活动具有的分散性、个体性、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等特点，使政府很难满足需求，也决定了无法用一个模式来提供所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政府下决心改变现有的职能体系，更多地从“放管服”3个方面思考群众体育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2.社会组织的发展
从社会治理体系的层面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是把众多社会团体和组织纳入公共权力的视野。政府在治理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经济和社会等组织以近似平等的地位参与政府主导的治理过程[25]。在社会管理转型为社会治理的过渡时期，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技术、充分发挥市场的社会调节功能，更需要不断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群众体育活动作为社会服务性事务属于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后发展的方向就应该是增强其自我治理功能。这就需要为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创建良好的环境。通过制度创新、资金扶持、技术支持等方法培育具备自治能力群众性体育组织，提升群众体育的社会自我组织管理能力。
3.公民主体意识的体现
2017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再次明确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群众体育活动中公民个体是该事项的主体。公民个体体育健康的需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需要。发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核心目标任务应当是：培养和发挥公民参与体育运动的主动、自主、创新的主体性，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实现公民的个体成长和自我超越，实现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公民个体不仅是全民健身活动的发起者和实际参与者，而且是活动开展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活动主体因素，而且是具有自觉主动性、独立自主性、积极创新性的活动主体因素。不同目的、项目、形式的具体活动都是公民个体参加的客体与对象；政府、社会组织开展的宣传教育、组织方法、推广手段、提供公共运动场所和设备等公共服务都是促进、提升公民参与程度的中介。从全民健身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来说，公民个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其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每一项具体活动一定是由公民个体亲身参与而获得认同的。
从公民主体意识的视角看，体育需要和体育观念的变化体现出主体意识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体育运动与个体具有直接关系的生命健康、生活品质、健全人格、社会交往等多元价值。体育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趋势。从公民主体能力的视角看，公民体育需要已经具备了主体自主发展的基本条件，多数公民个体已经有机会、有能力自主地参与群体性体育活动。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单位社会”式微，公民个体获取社会体育福利与资源有了更广泛的独立社会空间中，更多的通过自主参与社会体育活动来获取，并满足个体体育需要。社区公共资源和活动空间提供了体育服务最便捷的环境。同时，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互联网＋”时代推动了资讯信息多元化和信息交换便捷化。公民社会生活经历了参与形式多样化、活动范围扩大化、社会资源丰富化的变迁，这也为公民个体自主实现差异化的体育需要提供了可能。在公民自主参与社会体育活动过程中，不但满足了个体追求个性化体育需要的意愿，而且公民个体的社会意识与日俱增。自我约束和社会契约意识逐步形成，自我组织管理能力得到锻炼。这些又提升了公民个体在健身活动中实现主体性的能力。
4.市场的积极介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从2013—2017年5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经济总量持续稳步增长，已超过日、欧等传统发达国家，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结构在优化升级过程中逐步走向合理，三次产业比重已达到7.1∶46.4∶46.5，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上年名义增长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明显上升。2017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恩格尔系数降到30％以内，比2012年回落了3.7个百分点，公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调查显示，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低水平单一需求不断向高水平、多层次、多元化方向扩展。市场从这些变化中敏锐地发现了发展前景和机遇，多种经济成分投入体育产业。产业覆盖不断拓展，体育产品更加丰富。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释放了市场能量。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体育总局研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逐步完善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配套，为市场积极介入体育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伴随着“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产业“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我国的体育产业变革还将不断发展，市场介入体育产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必将越来越高。
5.群众体育公益性的体现
公益即“公共的利益”，多指卫生、救济等群众福利事业。群众体育的公益性体现在非营利性和社会效益性2个方面。公益性项目往往是以谋求社会效应为目的，一般具有规模大，投资多，受益面宽，服务年限长，影响深远等特点。
群众体育事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民共同需求的一种公共性福利投入，它是完全公益的，没有经营与投资行为的存在。它是提升大众生活质量，保持社会稳定的政府行为。从公共物品角度来分析我国的群众体育事业，群众体育产品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健身娱乐服务，并具有经济学上公共使用价值的一般特征。群众体育服务对象不是单一的某人或是某一集体，而是所有公民共享，没有排他性。因而，具有典型的非营利性。
同时，群众体育具有本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群众体育的发展，除了政府参与之外，还有群众、社会组织的加入。群众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运动公园的建设等与群众相关的体育事业发展，都会产生明显的社会效应，因此，群众体育事业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由此，为积极顺应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需要对原有模式进行调整。“要彻底把过去体育部门办体育、体育人办体育的模式转变成全社会办体育，要通过改革让政府做政府的事，充分释放社会的能量，把办的职能交给社团，聚集各方面的力量。”这就需要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调整政府主导的方式；通过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社会自治的能力；积极引入市场参与，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公民主体、市场推动”的群众体育发展新模式。
三、群众体育发展新模式的结构创新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公民主体、市场推动”的群众体育发展模式，从结构上来讲在保障层、内核层以及任务层的划分上发生了变化，更符合国家治理体系新时代的要求（图1）。
1.政府引导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对政府引导应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引导和提群众体育发展负有主要责任，但直接包办的主供基本保障性服务2个方面。宏观层面引导主导方式不合时宜了，需要通过管理职能、监督职要是制度政策法规、舆论倡导宣传、经费投入、能、服务职能、保障职能来实现引导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信息资讯等方面。提供基本保障性服务包括保障体育公共服务特性的基本性、普遍性、均等性、科学性、发展性等方面。政府必须保障社会各类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贫困落后地区公民基本体育权利和福利。要求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管理制度、服务形式和保障形式，进一步明确不同层级工作范围、责任和权限，更多的下移、转移具体职能和职责，并依托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的引导作用，需要通过提高治理水平得以实现。政府的社会治理方法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群众体育发展的方式和前景[26]。应当在确保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以最低的干预给予群众体育充足的发展空间；以倡导宣传、经费投入、设施建设等方式从宏观层面引导群众体育的发展方向；以购买服务、财税优惠、直接资助、技术支持等方式支持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合理的监管，确保体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从而实现体育社会供给的渠道拓宽、内容丰富、质量提高。
具体的工作应从4个方面落实推进：1）落实“保基本”的保障性体育公共服务。应努力建立以基层为单元，以满足区域内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能够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2）构建合理的政府层级投入和评价体系。在完善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制度的基础上，建构合理的评价体系，改变盲目追求数字增幅的量化评估考核，建构以投入产出效益为核心的综合评估体系，确保财政投入的公益性和实效性。通过产出效益评估确保财政投入方向、区域的合理性，逐步缩小不平衡。3）支持、培育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认真研究对体育社团的“放管服”内涵。改变对已经事实存在的民间体育社会团体不登记、不承认、不取缔、不扶持的放任方式。4）提高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的监管水平。政府需要构建监管体系，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确保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和正常运行。将已经事实存在的民间体育社会团体置于政府、社会、法律的监管之下。可以采取分类立规、低层级立法先行的立法方式，逐步完善体育社会团体的相关法律制度。
2.社会参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治理视域下原来体育管理下命令、作指示、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方式将转变为体育治理参与各方的对话、协商、共事的协作模式[27]。体育社会组织作为自治、独立的主体参与体育治理。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政社分离成为必然趋势。
群众体育的发展最终需要依靠社会自治，就是要通过各种类型的体育社会组织来参与主办和承办群众体育活动[28]。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2方面不断努力：一是公民个体的社会自觉；二是体育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体育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在操作上将从项目协会的改革、民间自发体育活动团体的发展2个途径得以实现。
（1） 项目协会的改革
应进一步加大项目协会的改革力度，推动其向纵深发展。项目协会的核心是在广大群众中推广项目，团结和引导公民个体加入组织，增加具体运动项目的体育人口，提高项目的社会影响力。项目协会要转变观念和认识，认清社会组织的根本属性；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彻底脱离政府直接管辖。项目协会是来源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群众性体育社会团体，需要更主动贴近公众。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层级力量，渗透到人民群众的体育生活中，构架基层的毛细血管网络，联系起每一个群众细胞。完成社会组织的向下覆盖、发动、组织和服务，在社会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2） 非正式的、自发体育活动团体
此类体育社会组织，应作为政府支持、帮扶的重点对象。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使其具备社会合理性，从而更便捷的获得政治、法律的合法性与政策的合规性。在公众自助互助的基础上获得政府和项目协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资助。在健康、有序的前提下，成为群众体育活动坚固、有效、广泛的组织基础。
3.公民主体
发展群众体育首先必须明确公民的主体地位。这样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保障人民群众体育权利的根本思想基础，是对公民个体主体意识和能力的承认与尊重。公民个体体育健康的需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需要。发展群众体育的核心目标任务应当是：培养和发挥公民参与体育运动的主动、自主、创新的主体性，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实现公民的个体成长和自我超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公民个体不仅是群众体育的发起者和实际参与者，而且是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动主体因素，而且是具有自觉主动性、独立自主性、积极创新性的活动主体因素。
同时，在过程中应认识到主体能力和意识的差异和不足。1）目前公民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还有众多公民个体的经济能力和知识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形成正确的健康意识，缺乏相关的健身知识；2）并非所有的主体自开始就自觉从事健身活动，需要教育和引导，需要一个觉醒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主体地位。在此方面，政府、社会都负有重要的责任。公民积极参与健身运动，不仅能够提高个体生活质量提升工作效率，更能减少社会发展的成本和负担，提升社会福祉。
4.市场推动
群众体育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供给，需要增加供给主体多样性，从而提供丰富多样的体育产品来补充，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培育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进来，不断推动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互联网企业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的便利性，投入健身市场抢占份额。一批拥有健身知识的个体劳动者，充分利用各类互动平台，组建专业分工明确的小众健身圈。需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满足人民的健身需求，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公民追求非基本的体育需求，消费更高的体育产品，就不属于政府公共财政支付的系统，这些体育公共需求内容，应该使其进入消费市场，作为营利性的体育产品，由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提供。
引入市场参与群众体育发展，必须维护体育产业市场有序的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维护不同所有制投资主体公平竞争同等重要，因为前者关乎消费激情的调动，后者关乎投资热情的保护。市场推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力量，拓宽供给渠道、丰富供给方式、提高供给效率，为群众体育发展带来活力和空间。
四、结束语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公民主体、市场推动”的群众体育发展新模式，是系统地进行供给侧改革，符合国家治理体系模式和结构创新。在明确公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由政府各部门引导，通过体育社会组织参与主办和承办群众体育活动，激活市场参与，提供多渠道多层次的体育服务，补充基本服务的不足，满足非基本需要，最终建立起群众体育发展的社会治理新体系。同时，群众体育的发展也面临着快速发展到深度内涵发展的转变，深挖体育的多元价值，推动群众体育的内涵式发展也将成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史兵，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